郭宁登基称帝以后，并不似寻常汉家天子那般端坐宝殿垂拱而治。每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巡行各地，仿佛辽国的四时捺钵和女真人春水秋山的习俗。
大周虽是汉家王朝，核心却是汉儿武人勋贵，这些人看中的是掌中弓刀的威力，并不在乎琐碎细处有浸染胡风之嫌，所以许多辽金旧制都被沿袭了下来。反倒是耶律楚材这样的文臣，才忙着重整制度，力图拟于汉唐。
国朝初建，约束甚少，郭宁出巡的路线并无规律，随行人员也常轻车简从。比如今年一个月前他从中都出发，巡行了雄州、安州、保州、顺州等地。这数州，也是金国世宗皇帝行春水所在。郭宁曾经落脚的边吴泊，便是金世宗猎鹅的围场。
郭宁在那里，主要巡查了各地军屯和民屯的情况，
定海军以贸易为财力的支撑，但也一向重视农垦。大周建国以后，在这上头下了绝大的力气，调派了许多得力的官员督促。换了寻常军事集团，夹袋里断难拿出这么多可用之人，但郭宁手中，一来有耶律楚材这数年里纠合的人才，二来有胥鼎为首的胥持国旧党全力支撑。
胥党众人历年来多遭抨击，指彼辈虽有干才，无德而称，好奔走以取势利；自大金的章宗朝以后，这些人一头不被女真贵族看中，另一头遭汉人儒生鄙视，就连胥鼎本人，也总是被女真人当作顶缸的冲头。
但大周肇建，既往不咎，而且皇帝本人全然不在乎敦厚文风，凡事只要实绩。所以这些人无不精神抖擞，全力为新朝效命。
依靠这一大批官吏的努力，各地农耕的恢复速度很快。旧有的流民从深山大泽里络绎不绝回返乡里，保甲制度的作用也很明显。隆武三年较之去年，仅河北东路北面的几个均州，重新开垦或者恢复耕种的良田就多达一万余顷。
大体估计，今年收成肯定会比去年高，或许会比前年翻一番。
只不过因为朝廷事前做了许多减赋、免赋的承诺，所以税赋的收入没什么增长。在这上头要有明显涨幅，怎么地都得等到后年了。
随着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渐渐恢复，商业开始活跃，各种背靠着勋贵团体的商行也开始在各地地方赚取利润。
这些商行的实力，远不足与插手跨国贸易和海上贸易，获得的利润也远远不如，赚得都是辛苦钱。但对于普遍崛起于草莽的大周勋贵们来说，已经算得横财，所以愈发引人趋之若鹜。
郭宁知道，光是中都城里的几个大商行，就已经开辟了从天津府到西京大同府和北京大定府的路线，当然还包括了真定府、河间府、大名府乃至北面缙山一带的商路。这些商路都是大周的统治比较稳固的地方，至于再往西面，因为军事对峙还很频繁，商业难以繁荣。
这些商路多半都依靠勋贵们的力量拓展，途中和各地军户的利益往来更是频繁。
郭宁巡行民屯的同时，更关注各地军户，亲眼见到不少都将以上的军官这两年里在生活水平上头，明显和基层士卒拉开了差距。
好在他们大体还不至奢靡。因为朝廷尚在用武之时，这帮军官还挺热衷于投入钱财到武器装备和马匹上头，有些军官的直属的从己人力和阿里喜们，已经装备得比精锐正军还强。
这样的事情延续下去，自然又会生出新的问题，还是大问题。
军官们会不会腐化？
士卒会不会受到压榨，成为军官的奴隶？
朝廷的经制之师会不会成为军队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军队的战斗力会不会集中到军官们直属的少量人手，导致朝廷武力的衰败？
郭宁自家就是从最底层起家的，见惯了众人狼狈时无所不用其极的作派，所以绝不会高估部下们的节操。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会”字。
而且他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最远在十几二十年里就会爆发，顶多一代人两代人的事。就算不考虑长远，只看眼前，这两年里军队的装备水平、训练水平越来越高，在悍不畏死的劲头上却已不似当年。
甚至有些人对眼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很是满意，对上头的军事要求阳奉阴违。明明是军户，日子过得和普通农家小地主没什么区别。
郭宁四处巡行，亲自和基层将士、百姓打交道，对此自然看在眼里。看到特别过分的，他也直接下令给本地领兵的将校，勒令整肃，甚至以皇命当场杀人也不止一次了。
但大体来说，郭宁对军队基层的变化并不苛刻相待。他觉得，这种事情不值得过于在意。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万世不易的良法，每一代人，都要面对每一代的难题。后世种种制度号曰先进，其实最多能管用个一二十年，就已经侥天之幸。哪怕号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难免这里那里变质，闹出这样那样的麻烦。
何况郭宁聚集起来的军人集团并没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大家从军征战，起初是为了求生或复仇，到后来想得更多的，就只是富贵而已。
军事勋贵集团是大周的基础，作为皇帝的郭宁，并不急着去打压他们。某种程度上讲，他倒是希望勋贵们能够见识些好日子，养成些贪婪的心态，对富贵有些期待。
因为只有贪婪，才能进取；只有期望持续不断的、更多的利益，才能响应郭宁后继不断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