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大会一旦召开，他就回延安”。
因此国民大会前中共能否提交名单已经成了问题关键。在马歇尔拒绝调停的情景下，第三方面民主党派梁漱溟，蒋匀田，左舜生，莫德惠等出面调停。10月26日，第三方面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分送中共梅园新村、马歇尔使馆和国府。
但周恩来看到后大哭， 说第三方面出卖了他，故第三方面不得不撤回该方案。11月11日第三方面接到国府通知，国大代表报道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无论中共是否参加，均预定在11 月15日举行。
值此，第三方面也出现分裂，民社党和青年党决定参加国大，民盟拒绝参加并开除民社党出民盟。此时第三方面调停继马 歇尔调停失败后，也遭遇全面失败。
1947年3月7日，政府代表张治中在南京送董必武等中共驻京人员乘坐美飞机撤回延安11月15日，国民大会召开。此时，国民政府为迎接制宪国大，下达了第四次停战令，但已经对军队战斗没有约束力。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的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
中共南京代表陆定一回应：“废除伪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
这使得国共谈判失去任何基础而完全破裂。
此时中共仍坚持在南京活动，拒不离开。国府两度委婉逐客无效，故2月底，国民政府公开下达逐客令，限令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留守处代表3月5日前撤离，并关停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
关于1947年1月制宪国大之后国府三次和平努力，有各种说法。
梁漱溟曾经说过：“综观前后，过去即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
1947年3月7日，中共驻京留守处代表乘坐美国运输机撤离南京。
1947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最高检察署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此时双方已经完全失去了约束从而放手大打。
而此时在东北方面，局势再度发生转变。
1947年夏天，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向国军发动了强劲的夏季攻势。经过两个阶段的猛烈攻击后，克城数十座，歼灭国军近4个师6万多人，可说所向披靡。在结束攻势前的最后一战中，林彪将目标锁定为四平城。
但在四平城下，林彪将遇到他一生都难以忘记的痛楚。
在四平城中的国军部队指挥官，除了中将陈明仁外，还有在内战初期曾经给予过林彪重创，国军中的不败之师杜鹏少将所指挥的111师全部。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当时是一座拥有十余万人口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处在中长、四洮、四梅三条铁路的交叉点上，是通向东西南北满的咽喉要地，自然，也就成了军事战略要地。
四平的兴起源于三次机会。在日俄战争前，四平只有7000余人，小集镇一座而已。由于俄国人在此开商埠，市区向东移了9里。铁路畅通后，洮南、洮安一带的皮毛与辽河一带的谷物，在这里集散物流，商业逐渐发达，人口增至3万。
日俄交战，俄军败北，日本人占领四平，商业更为发达繁荣，人口由3万增至6万。“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划区设四平省，此地为省会，于是，人口增至11万。
四平的市区也随着形势及人口逐次扩张，在国共血战之前，已有南至北长达9里，东至西长达8里的面积，总共约近20平方公里。一条铁道贯通全城，把城区分为道东和道西。
为攻克四平，林彪集中了民主联军1纵队全部、辽吉纵队7纵全部、6纵队17师附加东总直属炮兵5个营共7个师7万多兵力组成攻城集团，由1纵司令李天佑统一指挥。林彪则亲自指挥6个纵队加7个独立师共17个师的兵力进行阻援作战。
四平守将国军中将兵团司令陈明仁，副司令长官兼111师师长杜鹏。
此时孤军坚守四平，做为当初郑永的部下，陈明仁和杜鹏都已经抱定了杀身城仁，誓与全城共存亡的决心！
“大帅早就已预料到了今日之四平之战，并且对我早就做出了严格交代！”看着忙碌的士兵，年轻的少将师长杜鹏平静地说道：
“林彪，共军之一代名将，大帅对其非常重视，此战不打则已，打则必使四平尸山血海，四平之战誓必成为我军军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