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儿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儿，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