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
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种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地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代表人物有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
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权谋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许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代表人物是安禄山。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
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其遗传率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其代表人物是张居正。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
而这位道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
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名字叫姚广孝。
姚广孝
姚广孝，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出生于后至元元年（1335），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四岁出家为僧，取名道衍。交际广泛，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关系都不错。
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他也不学佛经。更为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宗教信仰居然也可以搞国际主义，确是奇闻。
他的那位道士师傅是个不简单的人，他的名字叫席应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衍跟随着他，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
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其内容庞杂，包括算卦、占卜、天文、权谋机断等。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但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话说回来，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食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的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去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
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道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了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结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这些似乎在和平时期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衍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
既然在家里烦闷，就出去玩吧。和尚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全国各地的寺庙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衍算了一命，准确地预言了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
这个人叫袁珙，与业余算命者道衍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一人群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许劭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
袁珙并不认识道衍，但当他看到道衍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衍硬要给他算一卦（收没收钱不知道），并给了他一个评语：“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着一双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嗜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
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给你一个这样的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道衍的反应却大不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嗜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衍如此愉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
这里还要说到刘秉忠，这是个什么人呢，为什么道衍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
刘秉忠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衍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时，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为忽必烈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
以这样的人为偶像，道衍想干些什么，也是不难猜的。
道衍并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道衍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得如何不清楚，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这让道衍非常失望，他又要继续等待了。
终于，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的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住持。
如果他真的只做住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了。
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
从后来的史实看，道衍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情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什么呢？
很明显，道衍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是两个字——抱负。
道衍是一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的那年，他已经五十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炼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
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就是时机。